疾病作为生命的阴面而存在，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一种存在，但人们看待疾病的方式却充满“阴森恐怖”的隐喻性偏见。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因此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体会深刻的不仅是疾病带给人的痛苦，更愤慨于“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基于自己痛苦的治疗经历，桑塔格写了《疾病的隐喻》，揭示了人们对于疾病种种带有偏见的隐喻性的思考。
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者抵制隐喻性思考。
被人们通常隐喻化复杂化的两种疾病就是结核病和癌症。桑塔格认为，“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使患者除了遭受疾病的痛苦，还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只有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恐惧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对一种未知事物的担忧。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前许多“不治之症”，现在也逐渐被攻克。
卡夫卡生前受结核病折磨，他在年10月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说，他已“逐渐认识到结核病……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病，或者不是一种应该享有一个特殊名称的病，而不过是强劲的死亡细菌……”
弗兰兹·卡夫卡
桑塔格认为解决之道并非是最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而这往往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直到年，抗菌素——链霉素的研制成功，使得结核病不再成为死亡之病，但取而代之的癌症却成为人们的禁忌。医生们通常对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却讳莫如深，因为他们怕患者承受不来事情的真相。
桑塔格认为，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只是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是多么难以正视死亡。这种对死亡的拒斥和撒谎，是因为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
由于癌症是被外来细胞“侵入”的，这些细胞大量繁殖，造成身体机能的退化和障碍。由于癌症是缓慢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活动着，因此在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而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桑塔格和儿子
一般癌症被认为是苦不堪言的，结核病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而癌症却被认为提供了一种骇人的痛楚的死法。一百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它被认为是一种由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
另外，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结核病患者的那种几乎不显示任何症状、不使人觉得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死的描写，尤其是那些死于结核病的年轻人。但是关于疾病这些流行的神话当然并不是真的，个体的情况不同，其结果也差异就很大。并非每个结核病人都显得苍白、优雅，也并非每个癌症病人都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但由于肺部位于身体上半部，属于精神化的部位，癌症却攻击的是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乳房等）。
由于隐喻使人们将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而对患者造成某种程度的压力，加剧了患者的痛苦，使他们对自己所患之病感到恐惧和绝望，这也对患者身体构成进一步的威胁。
人们通常将癌症等同于死亡。而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癌症通常被污名化为罕见的，让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
桑塔格
由于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者的的体验，给患者带来的后果就是妨碍了患者尽早去寻求治疗，使患者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对病人的康复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桑塔格说，尽管癌症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
因此，做一个知情的、理性的、积极配合的患者，为自己找到良好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