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卫东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本文将刊载在新知杂志九月号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卡夫卡传[德]彼得－安德列61阿尔特翻译:张荣昌重庆大学出版社年4月出版
弗兰茨61卡夫卡于年7月3日出生在布拉格，当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卡夫卡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来自波西米亚南部农村，靠自己的辛劳白手起家，在卡夫卡出生时，已经在布拉格站稳脚跟，成为一个小康的批发商。母亲的娘家家境殷实，因而受过良好的教育。卡夫卡还有三个妹妹，后来在二战期间下落不明，估计是死于集中营或者犹太人隔离区。他还曾有过两个兄弟，但都不幸夭折。从小在女人堆里长大，这或许是家庭环境中唯一可能使卡夫卡形成优柔寡断、忧郁内向性格的因素了。不过当时的社会状况，或许更符合卡夫卡的拧巴性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布拉格，主要有三个民族：德意志人，犹太人，捷克人。德意志人数量上是少数，但他们掌控着*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高层位置，效忠维也纳的皇帝。捷克人虽然占绝对的多数，但基本上处于社会中下层，而且一心想从奥地利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所以对德意志人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处于两个敌对民族之间的是犹太人。18世纪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令，废除了许多歧视犹太人的规定，给与了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使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犹太人因而对奥地利皇帝心存感激。尤其是，犹太人可以与基督徒进同样的学校接受教育。卡夫卡父亲的母语虽然是捷克语，但是后来上了一所用德语上课的犹太学校。所以，卡夫卡接受的完全是德语教育。据统计，20世纪初，布拉格的德语大学中，犹太学生的比例高达近30%，而捷克语大学中的犹太学生，只占到1%。可见德语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之大。基于上述原因，犹太人传统上忠于奥地利皇帝，并且更多认同德语文化，因此也被捷克人仇视。于是，处于两个互相仇视的民族之间的犹太人，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传统选边站队，以避免腹背受敌。但实际上，他们的处境犹如风箱中的耗子一般艰难。与此同时，世俗化影响下的犹太人，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教育和宗教，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根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的布拉格，像卡夫卡这样接受德语教育、世俗化的犹太人，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属于异类、他者和边缘人。尤其是到了20世纪初，社会的不稳定，中下层民众的迷茫，导致了反犹情绪的高涨，犹太人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或许，这样的社会背景，能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莫名罪感、惶惑、迷惘、恐惧、无助、分裂。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当时的布拉格孕育了一批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特点：都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都在德语文化中长大、遵父命在大学里学习法学等显学、却不愿子承父业或者从事市民阶层眼的体面职业，而是希望成为无法养家糊口的作家。在这些人当中，卡夫卡毫无疑问是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世界级作家。
然而他在世时基本默默无闻。当然，类似先例在各国的文化史上不胜枚举，原因也大同小异：难以被当时的社会理解和接受等等。但是，在我看来，卡夫卡之所以死后才享誉世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文学创作。卡夫卡曾经说过：“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年6月3日，肺结核转移为喉结核的卡夫卡已经呼吸困难，他艰难地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请您杀死我，否则您就是凶手。”这应该是卡夫卡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原则上反对用作家的生活解释其作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歌德的回忆录题为《诗与真》，“诗”代表他的文学创作，是虚构；“真”是他的生活，是真实。但是在卡夫卡这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模糊到已经无法辨认。著名的卡夫卡传记作者、德语语言文学研究者彼得-安德雷61阿尔特曾明确表示，对于他来说，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和其他小说一样，是文学虚构。我们所认识的卡夫卡父亲，都是卡夫卡文字中的形象，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其真实性画个问号。如果我们阅读卡夫卡日记中对几次爱情关系的记录，就会发现，卡夫卡令人瞠目、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他自己在想象中建构出来的。
卡夫卡终身未婚，但与女性始终“剪不断理还乱”。他很早就有过倾慕的对象，也找过妓女，但一生对女性保持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向往感情生活，另一方面，他害怕与女性（甚者是与人）近距离相处，害怕失去作为他创作基础的孤独。矛盾的态度左右着他与女性的关系，如他自己所说，伤害了他的女性朋友，也让自己备受煎熬，结果却成就了他的文学。他最著名的女友之一，就是两次被求婚后订婚、又两次遭悔婚的菲丽斯61鲍尔。在他们交往的5年间，卡夫卡写给菲丽斯的信、明信片等共计多件。表面上的数据，似乎符合一切关于一场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刻骨铭心、或狗血八卦的爱情关系的想象。然而，当我们尝试着从各种虚实难分的记载中勾勒出这段故事的原型时，却能发现许多疑点。
年8月13日傍晚，卡夫卡在好友布罗德家中初识柏林女子菲丽斯。从留下的照片看，菲丽斯长相中性、缺乏女性柔美、很难让男子一见钟情。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那次相识：“她坐在桌旁，给我的印象像个女佣。我毫不好奇她是哪儿来的，而是马上就接受了她的存在。她的脸骨感而空洞，彰显着它的虚空。〔……〕她的鼻梁骨似乎是断裂的，金*色、略显僵硬、毫无诱惑力的头发，坚实的下巴。”然而，对这样一位缺少吸引力、完全陌生的女子，卡夫卡出人意料地，在“坐下后，已经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断。”之后，9月20日，卡夫卡给菲丽斯写了第一封信，开始了布拉格与柏林之间的两地书。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写给菲丽斯的信件总共多页，其中一多半竟是在他们认识之后的7个月之内写的。这7个月里，卡夫卡对菲丽斯的感情急速升温，一个月以后，写信的频率就成了几乎一两天一封。称谓也很快从“尊敬的小姐”到“亲爱的小姐”，到11月中，更成了“最亲爱的”。卡夫卡称，自己的生活也从单纯的写作扩展为想念菲丽斯。卡夫卡在信中倾诉对菲丽斯的思念，为菲丽斯没有及时回信而心神不宁，他不断探讨他与菲丽斯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个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疯狂少年维特形象。之后，他们之间有过误解，有过关系冷淡、通信中断，有过卡夫卡的犹豫，有过迫不及待的求婚……总之，所有恋人间该有的波折一应俱全。年6月，两人订婚。但是，刚从订婚仪式回来的卡夫卡，就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像个罪犯一样被捆了起来。一个月之后，他们解除婚约。卡夫卡描写解约现场像个法庭，整个过程像是一场审判。长篇小说《审判》就是这场变故之后开始写的。后来，他们又恢复了联系。年7月第二次订婚。结果订婚后，卡夫卡的肺结核发作，两人再次解除婚约。
卡夫卡对菲丽斯的爱，像突发无名高烧一样，来去毫无缘由。并非一见钟情，却迅速滋生出热烈的情感；宣布订婚后已经出人意料，谁知一个月后，又突然解除婚约。从相识到订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分别生活在布拉格和柏林的卡夫卡和菲丽斯，只有6次短暂的见面。实际上，卡夫卡和菲丽斯没有很多机会和时间相互了解。他们跌宕起伏的关系，其实是卡夫卡在书信中建构起来的。卡夫卡把困扰自己的第一大难题——要不要结婚——，把自己面临这个问题的两难心理活动，投射到自己跟菲丽斯之间的关系上，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一出心理剧。对于卡夫卡而言，“唯女子难养也”，远近的度太难把握。一方面，他渴望正常婚姻、渴望融入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把婚姻看作是能把他从可怕的父子关系、从原有的家庭关系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人，在权威面前获得自信和自立。所以他需要一个女人，充当他与正常的市民生活之间的纽带。而菲丽斯，无论从出身和职业，都是最合适人选。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婚姻、害怕与女性过于亲密的关系，会使他失去写作所需的孤独空间。他曾在日记里列出了结婚的利与弊，所有的弊端都很相像：“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所有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绩”、“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都令我憎恨，使我觉得无聊”、“害怕固定的联系，那样我就不再能单独一人了”……就在订婚前不久，他一面迫切地询问菲丽斯是否愿意跟他结婚，一面在日记里写道：他不能结婚，他身体里的一切都在反对结婚，主要是因为“写作会受到婚姻的威胁”。卡夫卡曾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多次讨论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中国古代文人向往的红袖添香夜读书，被卡夫卡根据自己的处境，理解成孤寂的夜读被女人打断，文人在读书与女人之间的两难选择。一首原本描写男女闺阁情趣的轻松俏皮、温馨戏谑的诗，被卡夫卡赋予了西方艺术家、特别是他自己，在正常的婚姻生活和孤独的艺术家之间矛盾冲突、难以抉择的沉重意义。所以，当卡夫卡迅速拉近与菲丽斯的距离后，他开始犹豫、担心。而当菲丽斯察觉到卡夫卡的态度，想离开他时，他又极力挽留。如同一场不断重复的猫鼠游戏。于是，我们看到卡夫卡在保持两人空间距离的同时，用语言建构了两人的亲密关系。他追求的这种相处方式，除了阿伦特或者波伏娃那样的奇女子，哪一个“正常”的女人能够忍受呢？
卡夫卡认为自己的创作就是描写“梦一般的内心生活”。他的生活和创作是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在他有意识地在日记和书信中讨论与菲丽斯的关系之前，在他刚刚给菲丽斯写了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年9月22日到23日的夜里，他一口气写出了《判决》。这是卡夫卡小说创作中的突破性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小说之一，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对《判决》的理解。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简单又诡异，通篇真正出场的只有格奥尔格和父亲两个人。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近几年事业有成，已经逐渐取代了父亲在公司的地位，而且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订了婚。这天，他坐在写字台前，再次犹豫是否要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远在俄罗斯的朋友。那是他童年的朋友，几年前去了俄罗斯，在那里生意潦倒、疾病缠身、离群索居、准备孤老一生。格奥尔格因为怕刺激到朋友，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把自己的春风得意告诉朋友，尤其是婚讯。为此，他跟未婚妻发生过多次争执，未婚妻最后通牒般地说，格奥尔格若有这样的朋友，就不该结婚。于是，格奥尔格这次下定决心写信通知朋友。拿着写好的信，格奥尔格走进久未踏足的父亲的房间。备受母亲去世打击的父亲，近年来迅速衰老，待在昏暗的屋子里深居简出。格奥尔格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反问他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在俄罗斯。当格奥尔格对父亲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和内疚时，父亲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恢复了以往的巨人形象，指责格奥尔格的婚姻是对母亲和朋友的背叛，是要打败父亲。父亲称朋友是更合自己心意的儿子，自己与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朋友对格奥尔格的一切了如指掌。最后，父亲责问儿子还要等多久才能成熟，并判决他跳河而死。
不，这绝对不是一个暴虐父亲与怯懦儿子之间的故事。这是一个拒绝长大、拒绝成熟、拒绝社会化的故事。一切冲突的核心是那个没有出场的朋友。小说中的父亲意味深长地问过：“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在俄罗斯吗？”卡夫卡后来也明确说过，朋友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朋友在小说中之出现在格奥尔格和父亲的叙述中，就已经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从小说的描述看，他是格奥尔格的相反面。如果说格奥尔格的事业和婚姻，是他作为一个正常市民存在的标志，那么，依旧保持着童年面孔的朋友，就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孤独的艺术家存在。格奥尔格的犹豫，也是卡夫卡在两种存在之间的艰难选择。这篇小说，卡夫卡在小说副标题里明确写着：弗兰茨61卡夫卡的一个故事。献给菲丽斯61鲍尔小姐。后来他又在日记中指出格奥尔格和未婚妻的名字，与卡夫卡和菲丽斯61鲍尔名字之间的关联性。他还曾写信问菲丽斯是否从《判决》中读出了什么意义，并眼含泪水地给菲丽斯朗读《判决》。或许卡夫卡在他们关系还未真正开始的时候，就预感到最后的结局？卡夫卡不需要亲密无间的恋人，他需要的是文字中的虚幻情人；他不需要妻子，他要的是永远的未婚妻。而他本人，就像阿尔特在他撰写的卡夫卡传记《永远的儿子》中所说，“卡夫卡以一种强迫症般的兴致，培养着自己对父亲的畏惧，因为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一个犹豫着不肯长大的晚辈的角色。他的爱情故事最后都成为灾难，因为进入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就意味着摧毁了儿子的身份。而儿子的身份，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他坚信只能在无限的孤独中进行创作。”所以，卡夫卡在跟所有女性的关系中——包括第三次订婚的尤丽娅和他的捷克语译者密莲娜——，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模式。
让卡夫卡纠结一生的除了婚姻问题，还有他的职业。看卡夫卡的生平，是一份再平常不过的履历：年，卡夫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保险公司就职。他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屡次升迁，上司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卡夫卡却多次跟朋友或在日记中抱怨自己的职业，因为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令他憎恶、都耽误时间，而他的职业是与文学矛盾的。他列出来的不结婚的理由，就包括保持单身会有随时辞职的可能性。其实，以卡夫卡当时的家境，他完全不工作。但是，卡夫卡为了能早日摆脱对父亲的经济依赖，立刻找了份谋生的职业。而且，他找职业的原则是，不得与文学有任何关联。因为对他来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如果文学成了谋生职业，那无疑是对文学的亵渎。所以，职业必须与文学严格分开。于是他忍受着职业带给他的痛苦，只能在夜里写作，加倍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或许，职业与文学之间的这种张力，也是他创作的前提之一？
年，卡夫卡写下了《变形记》。“一天早晨，格雷高尔61萨姆莎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然而，令读者更加惊讶的不是这个闻所未闻的事件，而是主人公面对这个事件表现出来的坦然和平静。他打量着自己的新身体，观察自己的房间，看看窗外的天气，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天哪！我选了一份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接着是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对老板的怨恨、以及为了替父母还债而不得不忍气吞声继续干下去的无奈。在自己的身体发生了这样大变故的时候，格里高尔为什么首先想到了自己厌恶的职业？要不是为了家庭，格里高尔早就不想干了，他经常畅想着还清债务、辞去工作、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但那一天遥不可及。而变成了甲虫，客观上就不能去上班了，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摆脱了职业，还不必背负心理的愧疚。所以，变形，是不是格里高尔潜意识中愿望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呢？同样，卡夫卡本人的肺结核，不仅让他有了再次解除与菲丽斯婚约的理由，而且使他最终能够心安理得地彻底摆脱令他痛苦的职业，不过最后的结局跟格里高尔一样，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模仿。而在卡夫卡这里，更像是他的生活在模仿他的文学。或者说，他在文学中虚拟出一种生活模式，然后在生活中实践这种模式。卡夫卡用自己的身心创造了文学。但他的作品，绝对不是个案式的心灵倾诉，更不是一个心理病态敏感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魇。如阿尔特所说，卡夫卡的“情绪有着惊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惧是现代人最本质的病”。对卡夫卡来说，写作不是一个心理治愈过程，而是把伤口撕开给人看的体验。如同受难的耶稣承载着世人的所有罪孽一样，卡夫卡就像他笔下《乡村医生》中那个患病少年一样，用自身与生俱来的伤口，展示着现代人存在病：恐惧、无助、无所适从、永无救赎。正因如此，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才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尽管他/它如此艰涩难懂。
虽然卡夫卡在两性关系中是个失败者，但在与读者的关系中，他却像一个老练的调情高手，非常懂得如何挑起读者的兴致，却又绝对不会让读者得手。如阿多诺所说，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在急切地说“请解释我”，而每一个字都拒绝被解释。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让读者觉得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下一句话，又在告诉读者，你对上一句话的理解可能是错的：《在马戏团顶楼》通篇只有两句话，第一句用虚拟语态，描写了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现实的虚幻场景，紧接着叙述者明确告诉读者，情况不是这样的，并用一个陈述句，讲述了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假象的真实景象。《绝食艺人》中的艺人终身致力于表演绝食，为自己的绝食艺术不被人相信和理解而痛苦不已。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为艺术献身时，奄奄一息的他说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话：他挨饿，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否则，他也会像大家一样吃的饱饱的。而说这话的同时，他那已经扩散的瞳孔里仍然流露出继续绝食的鉴定信念。这种滑动的悖谬，常常让读者像飞蛾一样扑进卡夫卡精心织就网中。卡夫卡在小说《地洞》中描写了一个不知名的动物，穷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精力，修建一个迷宫一样的地洞，为的是防御和迷惑他想象中那个藏在暗处、随时会攻击自己的敌人。他故意修一个显眼的洞口，为了引起敌人的注意，以为洞口会通向某处，其实是条死路。他修建蛛网密布的通道，足以使所有入侵者迷路。面对想象中的读者，卡夫卡也为自己的作品做了完备的防御工程。
对于读者与卡夫卡作品的关系，或许也可以用卡夫卡的短文《在法的门前》形象地说明。在这个选自长篇小说《审判》的小故事中，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要进去，守门人拦住他说，暂时不能让他进去。看到乡下人不想放弃，守门人反而问他，为什么不试着硬闯进去。同时又告诉他，里面还有无数的门和守门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乡下人于是在门前坐下来，日复一日地请求守门人让他进去。乡下人在法的门前坐了一辈子，临死前，他向守门人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向往法的，可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别人要求进入法之门？守门人回答说：因为这个大门只是为他一人而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