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MelissaChadburn是经济困难报告项目的研究员，这个专题得到了新闻非盈利经济困难报告项目的支持。文中她阐述了幽灵经济中临时劳动力面临的困境。
去年，我在洛杉矶的一个临时中介机构卧底。此前我已经失业了一年多，正在为我写的一篇文章收集素材。我似乎处在尴尬的中间位置，对基础工作而言资历过高，却也没有资格胜任我最渴望的工作，年纪偏大也不适合做工会的组织者，但在那里我获得了很多工作经验。
凭借一份修改后的简历，我加入了一个临时中介机构，成为他们中的幽灵——美国隐形劳动力的一员:为像沃尔玛或马歇尔这样的大卖场搬运商品，为废物管理公司整理可回收物品，完成耐克的在线订单，为百加得生产瓶装朗姆酒。我找到了我的团队，一群形形色色的人，重罪犯，性工作者，单亲妈妈，残疾人，学生，移民，无家可归又饥肠辘辘的人。有些资历过高，有些资历不足，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传统市场中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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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一个关于“看不见的手”引导自由市场的故事。有一个关于幽灵的故事。有一个关于幽灵经济的故事。主要雇主、雇佣临时工的公司和打零工的工人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得网络上、社交软件上的普通人对底层劳动者产生残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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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劳动者提供短期内在“凯丽女孩”这样的公司中工作的机会，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价值10亿美元的人力资源公司。今天，临时或“按需”行业雇佣了超过万人，占美国总劳动力的2%。根据*府的统计数据，随着临时工数量的增长，工作条件的下降，临时工的工资比那些直接被雇佣的正式工要少20%到25%。
想到幽灵就是想到不公正，关键词都是：打架，肺结核，看守所，疥疮，暴徒，虱子，蟑螂，电炉，租赁援助的房屋，藏在卡车后面裹着毯子的劳工，僵硬地躺在火车顶部的儿童，没有窗户的高温房间里的生产线––这是一种许多消费者不愿思考的经济暴力。我们不想思考他们，因为这与我们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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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做临时工的时候，我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一副行尸走肉。然而，在这份临时工作中，身体的叙述不再重要。这既令人振奋，又发人深省。
工地就像监狱的院子，因为工人是按种族聚集起来的。我通过手机得到工作通知，工作内容例如：挖一条沟渠，清理建筑工地，或在公司晚会上供应鸡尾酒。工人们年复一年地维持这样的生活，每天都在回复短信，等待着一个永久职位的承诺。这座城市生机勃勃，充满了念诵圣母经的声音：“万福玛利亚，给我一份工作。万福玛利亚，愿我不会受伤。”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工人的福利，没有产假，没有办法规划生活，也没有能力签租约，偿清债务。许多临时工甚至是在预付费电话上得到他们的工作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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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家公司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周末，工作地点是户外音乐会场地：阴凉处96华氏度，山脊处华氏度。
一个女人略带讽刺地抱怨道：“我很高兴我还为此化了妆，”说着汗水和粉底流下了她的脸颊。
我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2点，在灼热的阳光下，装配午餐袋，拆箱，在走道上跑来跑去。最终我得到了40美元，还得到了一小会儿的午餐休息时间，这是一个额外的福利。这个福利这让另一个五年来第一次做这份工作的工人高兴不已。“上次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我们被告知去一栋房子清除石棉，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当时我甚至不知道石棉是什么。”
另一个人全副武装，戴着太阳帽，穿着*色背心;一个40出头的高个子男人说他自己已经这样工作了好几年了。他插嘴道:“哦，你会得到那些工作的。事实上，这是我与女性共事的第一份工作。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还在想，“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
他慢慢说道:“如果一份工作叫你来，四小时的工作量，但他们只让你工作两小时，或者有人不尊重你，你可以离开，而且还能得到四个小时的酬劳。”不要接受挖掘的工作。那是一项艰苦的差事。你完成不了的。还有一份工作也绝对不要做:在垃圾填埋场干活。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他们可能会让你站在石板路中间，指挥交通，或者做垃圾分类，翻看卫生棉条和垃圾等等。
我们大多数女性都是新手，非常渴望得到工作。我们说过我们愿意做任何事。至少有三个女人纠正他:“你根本不知道我做过的那些糟糕的工作。”
那人反复说，“不，你们胜任不了的。我告诉你们——那里异味太大了”
正式职工的工作一般都不错，受城市工会保护，雇主雇用临时工填补空缺。所以临时工做同样的工作，钱少，还没有福利。
工人们受到监管，所以我们只能偷偷地抱怨我们的工资和工时，但不会反抗，也不会离开，更不要谈成立工会了。我们脸上浮现的微笑也不是因为感到幸福。我们只和雇用我们的人员交谈，他们鼓励我们相互竞争，对我们给予赞扬，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被安排工作。我们中的一些人申请成为主要雇主的直接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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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另一份临时工作是做一个声音监听者。我坐在屋外，写下12小时内听到的所有噪音。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收到了一袋零食，这些零食是在一元店卖的，例如奶酪大蒜口味的爆米花和一些小零食，还有一罐红牛。工作地点位于正在扩建的游乐园附近的一个居民区。游乐园想要证明他们的扩张并没有给社区带来任何噪音污染。有人帮我盯了10分钟，好让我有个短暂的休息。但是附近没有厕所，我不得不下山找一家星巴克，足足20分钟的车程。我回到我做噪音记录的地方，紧邻着一幢房子，听到屋内一个人大声对他的室友抱怨我。
“我们得做点什么，”他指着我说。“你知道，我早上醒来，然后这个人就在这里。”他就站在我右边。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抱怨什么，我觉得他大概认为我的存在；我的身影出现在他山上漂亮的房子里，就是一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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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第一次做临时工，在年左右，我曾作为一家照明设备制造商的前台接待员。“继续努力，我们可能会让你留下”一位经理对我眨眨眼。我感激地笑了笑，但并不相信他。我不让自己产生能被留下的奢望。无论何时只要我能有机会得到一份全职工作——不必再做度假的接待员——我就会被拉回到另一个垃圾城市的另一个垃圾办公室，做另一份垃圾工作。
那时候临时工大多做办公室工作，有数十万人之多。当时处于零工经济到来之前，条款都比较清晰。如果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正在休病假，那么我就可以临时顶替他，工作几个月。那时没有“任务兔子”平台和中介机构提供的按需工作岗位--像悬挂白板或清理建筑工地这样的工作。
那时我20多岁，找不到一份有福利的全职工作。相反，我被临时中介机构分配了大量的文书工作。完成我的任务是非常辛苦的:我不得不乘公共汽车、转火车、再转乘公交，从我和妹妹的公寓到65英里外的工业仓库工作。我回家时很兴奋，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新奇见闻。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缩小城市生活和乡村仓库之间的差距。在我做了两个月临时工之后，我申请并面试了一份全职工作。在面试结束时，HR暗示我应该更有活力。最终，公司以希望员工拥有更开朗的性格为由拒绝了我。我哭了整整一晚上，然后舍弃那份临时工作去做更实在的工作－－成为一名脱衣舞女。
如果我说跳脱衣舞很容易，那我是在撒谎，但这是旧金山，许多其他舞者都很古怪，而且很熟悉。我讨厌我的身体，讨厌裸体，但我被要求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并且我知道那份工作是什么。我有一个在华盛顿特区饱受艾滋病折磨的兄弟，所以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挣到一笔钱，相比起在海湾对面城镇的仓库里，在“小意大利”装有镜子天花板的小黑屋里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跳舞、喝酒、赤身裸体，我也不喜欢，但这似乎是一种更诚实的交流方式，而不是一种被剥削的让人不得安宁的痛苦，一种以小时为单位的临时性服务工作。我设想着一旦我有足够的钱去看我的哥哥，我就停止跳脱衣舞。也许只需要几个月。不幸的是，一切都太迟了。等我拿到钱并鼓起勇气打电话时，我发现他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去世了。不过，我还是体验到了一种明确的交易关系的自由。我是身体。我站在外面，用身体吸引人们。我的身体，每首歌，每次引诱，都有酬劳。在那之后，很难再回到临时工的行业了，那非常不同。如果你做得好，如果你努力工作，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名永久雇员。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冲孔加工工作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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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穷到必须忍受某种公开的耻辱，身着一身劣质工作服的耻辱，在街角贴小广告的的耻辱，在浴室里等着分发免费乳液的耻辱，无处可去而一整天坐在别人家门口帆布椅上的耻辱，没有人看得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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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工作转包模型所带来的物理和心理距离。主要雇主和临时工人的疏远让我想起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那些著名实验。一项被认为是创伤性电击的研究出人意料地是由顺从的人提出的。一个演员走进一个房间，告诉实验对象他患有心脏病。实验对象被要求向演员问一系列问题，当演员给出错误的答案时，实验对象被指示给演员一次电击，每次电击电压都会增加。实际上电击设备根本没有通电，但演员会假装被电击了，实验对象能够听到演员的尖叫或者砰砰的敲门声。此时，实验对象往往要求离开或表示不舒服，但实验组织者向实验对象保证他们不需要对此负责。无论何时，一旦实验对象表达了停止的意图，他们就会收到一系列的提示:
1、请继续。
2、实验要求你继续。
3、继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
4、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实验对象在收到所有连续四次口头提示之后仍然希望停止，米尔格拉姆就停止实验。否则，在演员连续三次遭到最大伏的电击后，实验才会停止。结果如何？65％的实验对象最终向演员执行了高达伏的电击。米尔格拉姆在他的论文“服从的危险”中总结了他的发现。他写道，“普通人”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没有任何特别的敌意，却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性过程的代理人。而且，即使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明显，被要求采取不符合基本的道德标准的行为，也很少有人能够抵制权威。”
米尔格拉姆的另一个教训是，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了残酷行为的发生。当主要雇主通过使用中介机构雇佣劳动力时，他们能够以零接触的方式对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施加改变生活的影响。
例如，在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亚德金维尔的一家食品加工厂，临时工特里帕尔默被传送带困住后死亡。就在一年前，北卡罗来纳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发现，该工厂严重违反了机械安全标准。两个月前，21岁的劳伦斯·戴维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百加迪瓶装公司工作的第一天，就被压死了。后续调查中，OSHA发现临时工人根本没有接受过有关操作重型机械的适当培训。
一项针对行业分包商，中介机构和主要雇主在至三十年间对待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违规情况检查表明，中介机构的保健福利缺失率明显较高–34%工人没有收到保健福利金–其中有29%的雇主根本就没有打款。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临时中介机构都在进行工资盗窃，但与主要雇主的联系不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人化的工作环境。我想，要雇主为劳伦斯·戴维斯这样只工作一下午的人提供健康福利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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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受伤的人会伤害别人。无论是管理公司的强盗贵族或是不称职的母亲。我知道不再收到家中来信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穷人，她从贫穷的菲律宾来到美国。她追求梦想，但始终背负着负担——*人丈夫，两个继子和我，然后舍弃所有去追求自由。和我们一起来到洛杉矶时她是个20多岁的新晋单身母亲。然而不久我们都被抢劫和强奸，她很快发现这世上没有人在意她的感受。不管是什么原因——贫穷，压力，还是生理的困境——她的心理健康受到了损害。她无法控制她体内愤怒的野兽，她把我锁在壁橱里，要求单腿站立并持续背诵东西，要求我打扫我们的公寓时，用衣架打我，摇着我的肩膀，冲着我的脸大喊大叫。我们都有着神奇复杂的内心世界，然而我们却又都被外部生活中充斥的喧嚣和不公平的规则压的喘不过气。只要一有机会我就逃跑。结果，我在十几岁时被寄养了。
作为一个孩子，我也曾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在加州海边，我和萝拉一起度过了夏天，我是一个残忍的人。用盐腌活蜗牛，用放大镜烧蚂蚁，拿着枪或弩找东西。对于拥有武器的人来说，世界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一切都是一个目标。我从笨蛋变成勇敢的人。曾经软弱和被动，却变得好斗并主动挑衅。在对昆虫和动物的兴趣消失之后，附近的孩子们开始互相攻击。他们威胁要踢对方的屁股，然后踢对方妈妈的屁股，那是90年代的事了--爸爸们没什么存在感。我从来没有脚踏实地过。对沉默的遗憾，对怯懦的遗憾，对其他孩子残忍的后悔，使我的步态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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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我被打上“寄养”的标签，我的母亲在她到达美国的那一刻，她的人生“轨迹”也被划定了。秘书,管家,家庭服务员。当潜在雇主看到我母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菲律宾保姆，一个现代的“慰安妇”。他们忽视了她曾经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学位，会九种语言，曾是一名会计师。今天，我想她不再寄信去保护她的心和我的心。和在她的祖国菲律宾的仓库里，垃圾填埋场里，在建筑工地里挖沟渠的人们一样，我们终有一天会死去，受伤，被羞辱，被囚禁，或者被遗弃。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被外包了。福利、加班费、医疗保险、退休金、薪酬、事业险，全都没有。没有计划，更不必谈稳定。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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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种临时工作的满足感就是劳动成果每天都呈现在你面前。一个垃圾填埋场、一个仓库、一条沟渠、一个可折叠且填满东西的箱子。在很大程度上，我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当我的任务完成时，我就又没有工作了，虽然我对工资和安全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毫无留恋，但有时我会怀念工人之间的团结。我们是战友。主要是黑色和棕色肤色的人。与此同时，公司也在凝视着我们的差异。西装革履的男人，变得更富有，更丰满，更有力量，如同一头贪婪的野兽在不断地发起攻击。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