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程靖
方舱休舱、武汉解封、雷神山封山……国内疫情趋缓，一个个捷报的背后，有一片极可能被忽视的战场：截至4月15日24时，全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例，死亡例；其中有一组数字：多名医护人员感染，40%医院内。
不久前，东方网·纵相新闻采访了国家卫健委派驻武汉院感专家组成员秦文，她特别提到她医院——医院。
这家最早收治新医院，重症以上治愈率达76.16%（4月7日数据）；同时，院感工作被秦文打出了90分的“高分”。
纵相新闻通过对该院一线医护和工勤人员的采访，试图还原这场疫情之下绝大多数人都看不见的战役。
“保洁员都做到‘零感染零逃兵’”
在医院的隔离病房，保洁主管张菊芳与手下34位医院病区和外环保洁：包括打扫、消*，护理病人大小便，收集医疗垃圾、生活垃圾并分类转运……
（图说：保洁主管张菊芳在隔离病区里调试84消*液。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新冠病人住院产生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是普通病人的几倍。疫情期间，重症病人使用的尿不湿、一次性床垫、吃过的饭盒，都要作为医疗废物统一收集处理，医院结核病控制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月华的话说，“保洁员在一线接触最脏的东西，干着最累的活。”
“保洁员进去（病房）几个小时，穿着防护服很闷，我就怕他们拉下拉链、松了领子，或是口罩漏气。防护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张菊芳告诉记者。
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医院之一。“12月底，我们就听别人说现在肺炎蛮狠（很严重），不过都是道听途说，不是蛮确定。”张菊芳说，“后来元月2医院连夜改建发热门诊，就真正意识到肺炎来了。”
“疫情来得很凶猛，医院（发热门诊）都爆满，病房也很快满了，”隔离病区的保洁员王丽华告诉纵相新闻，“当时气氛好紧张的。”
“从战疫打响的第一天（1月3日），我们就提高了防护等级，发热门诊和预检分诊至少是二级防护，所有临床科室都穿上了隔离衣。”李月华告诉纵相新闻，部分医护经历过年的非典，也经历过H7N9禽流感，对他们来说穿脱防护服不是大问题。
最难的是支助和工勤人员，护工要转运病人、到处跑，是一个关键点；保洁员多数年龄偏大，不像医生护士受过专业训练，自我防护意识不强。
（图说：李月华在给工勤人员进行穿脱防护服培训。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李月华说，很多保洁员一开始都觉得很危险，不愿意做，院感科和保洁主管一起，想了很多办法给他们提高待遇，提供齐全的防护设备，解决疫情期间的住宿……
最终，除了年前休假离开武汉没法回来的职工，疫情期间整个保洁队伍“零感染，零逃兵”，坚持到了武汉开城。
“直接买空了企业的库存”
12月底，武汉市内流传着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医院接诊的病人里也发现了肺上病灶很重的人，问及病史，有些人去过华南海鲜城，有些人出现了家庭聚集性感染，这引起了院方警觉。
“当时院领导觉得这个事可大可小，就要求着手储备物资了。12月底时已经储备到了2月底的量。当时我们就想，过了正月十五，结核病人也多起来了，防护物资肯定是需要的。”李月华告诉记者。
医院呼吸科主任、新冠肺炎治疗专家组组长杜荣辉后来回忆，1月3日，医院发热门诊接诊了6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们的症状都很相似，有发烧、咳嗽，有几个病人都是由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要么是商户，要么是进货的；CT特点也都很相似，肺胸膜外带、右下肺有病*性肺炎改变。”
“来了六个人，像一个人的病一样……我们一下子想到，这病应该有传染性，要预防。”杜荣辉当即提出要给发热门诊防护级别提高到三级，这六名病人也被收治在发热门诊留观。
在杜荣辉的建议下，院方开始着手将呼吸科大楼的三个病区进行“三区两通道”改造，1月6日，改造后的隔离病房就开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了。
物资储备也在同步进行。医院院长彭鹏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也提到，医院准备以每层楼34张病床，三层一共张病床，再加上20多张ICU病床，一共多张病床的数量，以三四个月时间为限，估算出了所需的防护物资，然后再按三倍的量去储备物资。
彭鹏回忆，随后一周里患者蜂拥而至，最多的时候发热门诊一天有五六百个患者，考虑到之后春节停工、物流停滞的潜在影响，院方发现储备量还有可能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再一次加大了采购量。
当然，大量囤积防护物资可能有浪费的顾虑，不过彭鹏表示，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以呼吸道疾病和结核病医院，即使眼下用不完，日后也能慢慢消耗掉。
1月10日前后，医院分两批储备了件医用防护服，N95口罩最多时有5万只。医院的国家卫健委院感专家组成员秦文回忆说，那时没有人会有意识地去大量囤物资。
据工信部数据，1月下旬，湖北省每天防护服的需求是10万件，但全国的产能每天只有3万件。“我们应该是医院中，防护物资医院了。”彭鹏称。
此外，医院还购买了大量的移动空气灭菌站（一种高水平空气消*仪器）、恒湿灯，以及余台呼吸机、正压呼吸头套等设备。采购上照式紫外线灯时，医院直接买空了山东一家企业的库存。
（图说：医院ICU病房内，医护人员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这种未雨绸缪使得疫情大爆发中的医院掌握了主动：在1月下旬到2医院物资全面告急时，医院始终没有向社会发布募捐公告。
更重要的是，医院没有出现大范围的“非战斗性减员”，全院在2月之前，没有发生一例医护人员感染。
据彭鹏介绍，此次疫情中，医院共有4名医护被感染：其中3人参与过一线抗疫，院方后期对这3名医护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她们都存在社区感染的高危因素。
“不能因为嫌麻烦，就违反战时规定”
秦文的本职是山医院院感科的主治医师。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国家卫健委从全国抽调了10名院感医生组成院感防控专家组。25日，秦文来到武汉，正式进驻医院。
秦文向纵相新闻回忆，来到武汉时正值疫情高峰，也听说了不少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医院的情况都不乐观，但来到了医院后，我觉得自己是10名专家里的’幸运儿’。”
（图说：医院隔离病区的外走廊（患者通道）。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对于医院医护人员感染较少的情况，秦文认为，院方的前期决策到后期措施都在起作用，不只包括大量储备防护物资，还体现在院感防控细节上。
“你医院吧？病人来了之后给他/她配发口罩，就切断了传染源。”秦文获悉，医院此前在接诊结核病人时，预检分诊台就会给每一位患者发放医用外科口罩；挂号机旁还有口罩售卖机，家属可以以1元/个的价格买到口罩。
秦文向记者回忆，她抵达武汉第二天，也就是1月26日清晨，医院门口排了长队，“原本以为是发热病人在排队，走近一看，是医护人员在餐厅外排队取餐。医院几天前就已禁止职工在食堂就餐。”
此外，1月26日医院下发通知，安排所有职工（医护和工勤人员）医院附近的酒店，成为了武汉首医院，“这既保护了职工和他们的家人，医院后社区感染的风险。”
秦文记得，院方还通报过一起医生违反院感防控流程的事件，要求该医护在科室层面作检讨，并对其实施经济处罚。
这起事件是一名放射科医生给本院医务人员做完CT后，让后者通过医护人员的“清洁通道”离开，这违反了医院疫情期间发布的院感防控制度，“按照规定，哪怕这位医护人员的CT检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也应从患者通道出去，换上干净的服装后，再通过职工通道进入医护人员办公区域（清洁区）。”
秦文说：“从结果看，这名医生的行为并没有造成感染，但由于行为不合规，还是受到了严厉处罚。”
秦文说，“医院把相应的流程都已制定了，你不能因为嫌麻烦、嫌绕路，去破坏下发的战时规定，它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保洁员穿什么样的衣服，走哪个电梯，垃圾放在哪，怎么运走？物资怎么进来？清洁的被服如何进到病区，污染被服怎么转运出来？医院里出现了死亡病例，遗体怎么处理？用什么样的消*剂，如何喷洒？遗体如何包裹，从哪个通道拿出去？”
（图说：张菊芳在隔离病区内收拾医疗废物。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李月华说，院感工作往大了说，医院内发生感染者的生命健康负责；小了说，医院的医疗、护理、设备等科室，共同管控院里的各类防护和消杀物资，与总务、后勤、保卫一起协调各个区域的设置。
院感科医生张思思每天的工作，就包括对临床科室操作的巡查，对病区发热感染状况的监控，对出院病人的随访，以及每季度对医护工勤人员的院感培训等。
张思思向记者介绍了在临床科室查房的工作细节：病床之间的距离够不够、病房的清洁是否做好、床单有没有换？病人是否都戴了口罩？医疗设备是否有清洁、贴了标？治疗管路是否干净，是不是在随手可及的地方，如果要抢救病人，能否第一时间拿到？
理想状态时，病房每到个病人，就应配备一名专职的院感人员。张思思告诉记者，在3月中旬，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数量在人左右，院感人员人数配比达到了标准。
“院感医生有句话：我们的工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张思思感叹，这份工作需要细心、耐心，要内心强大，经得起各种委屈。
张思思说，前期新冠病人较多时，医护人员非常忙，有时没注意细节：“医院里物品堆放一定要离地超过10公分，否则地面消*容易让物品受潮，引起细菌繁殖。但当时人员多、换班频繁、地方拥挤，加上物资缺乏，货架都不够，医护人员经常把物品直接顺着走廊堆在地上。虽然是小事情，但它可能还隐藏着风险。”
“我们会督促临床医生整改，但他们忙起来的时候也容易有反感情绪；如果东西都收进仓库，或是收到柜子里面，大家又找不到东西。”张思思说，最后院感科医生找了行*床做临时货架，物品暂时“离地”了，“外界看来可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做不好，就可能积累隐患。”
“我们的工作既像执法，又像服务，“秦文说，医院的情况是：有事了，院感科被推出来了；没事了，院感就放在后面了。这种认知层面的忽视并不利于院感工作的推进，很多医护人员之前不理解院感工作，就觉得你们是来找事、挑刺的。”
秦文认为，院感工作看起来是一项资金、人力等成本投入非常大的工作，但投入一定的成本后，收获的是社会的长久效益————各个临床科室优质的医疗质量，很低的医疗事故发生率和院内感染率等，这些都是无形的资产。
（图说：医院ICU病房内，医护人员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图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谈及医院在疫情中的院感防控工作，秦文说，她打90分。
但秦文也提出，在疫情爆发初期，出于对未知病*和疾病的恐慌，从医护人员到民众层面都出现了“过度防护”的现象：例如，不进隔离病区、不接触患者、不做高危操作的医护人员，原本只需戴外科口罩即可，但全线要求三级防护的举措，更升级了防护物资短缺和需求的矛盾，但防护等级一旦升上去，是不可能降下来的；在社会上，一些市民上街戴两层口罩，增加了呼吸压力，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秦文认为，虽然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但对待它依然要冷静、理智，“做科学合理的防控，能降低我们认知上的恐慌，再提供有效、合理的建议，让医护人员和民众都能采纳和接受。”
秦文认为，这次疫情发生在武汉，如果换了别的城市，所有医疗机构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更何况武汉这样一座有着0多万人口的城市，能坚守到现在，十分不容易。”
谈到未来的传染病防控形势，秦文表示，目前能够建立起布局合理的建筑和传染病诊疗流程的，医院，医院不太可能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完整的感染科和合格的发热门诊和肠道门诊诊疗流程。这次疫情中，医院都暴露出了传染病防治的薄弱环节。
秦文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无论在哪个城市，医院都会加大传染病处置能力的投入，建成“平战结合”的模式，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随时启动。
秦文希望，医院的规划和调整上也会向传染病防控倾斜，投入资金，建立一个小型的传染病区，投入设备，设计流程，制定预案，“传染病区可能几年都不启用，或是作为普通病房使用，但到了‘战时’，就可以发挥传染病房的作用。”
（贾天荣、丁一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