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黑龙江、新疆等地新冠肺炎疫情相继爆发，各地总共报告阳性病例数百例，全国多个地区先后被划为中、高风险地区，抗疫形势仍然严峻。
从年爆发疫情之初，天津即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为全国最早一批启动一级响应的城市。截至目前，全市12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0%。通过种种有效措施，天津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防控。
回望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历史，天津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疫病侵袭，每一次疫情来袭，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精准决策和科学方法进行积极应对，不仅抗疫效果显著，甚至有些做法还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那么，天津在面对历次疫病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又是如何屡开先河的呢？我们由此开始了寻访。
解放初期，抗击传染病，最早实行计划免疫
在和平区天塔湖附近的一座住宅区里，我们敲响了一位老人的家门。老人名叫屈大展，今年74岁，医院主任医师。他的父亲名叫屈鸿钧，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成立时，屈鸿钧出任了第一副站长，后升任天津防疫站站长。
屈大展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给我们看了屈鸿钧生前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屈鸿钧站在儿孙们中间，衣着朴实，表情温和，看起来很普通，但就是他，为天津市解放后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屈鸿钧生前与家人合影（二排中间为屈鸿钧，其身后为屈大展）
看着照片，屈大展告诉我们，父亲屈鸿钧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年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医预系，年毕业后回到天津从医。天津解放后，屈鸿钧医院院长。
那时的天津，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在保障民生的同时，也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初期的天津》一书中记载：在解放仅仅半个月后的年2月1日，天津市就开始进行春季种痘，在全市广泛预防天花，共计接种人；年成立了卡介苗推行委员会，为预防结核病，儿童卡介苗接种达到10万人次，新生儿接种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年1月26日，天津市召开第一次卫生会议，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明确“防治各种传染病是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因为在当时，天津市的人口平均寿命仅为45岁，头号杀手就是传染病。
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务院第次政务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天津成立卫生防疫站，成为全国首批成立防疫站的城市之一，医院院长的屈鸿钧出任了第一副站长，后升任天津防疫站站长。
▲屈鸿钧（纪录片《奠基岁月》截图）
尽管父亲参与防疫站工作时，自己只有6岁，但屈大展至今仍依稀记得，父亲屈鸿钧在兼任防疫站站长之后，医院和防疫站之间来回奔波，每天都早出晚归，非常忙碌，很少有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
在防疫站工作初期，屈鸿钧主要致力于对麻疹传染病的防治。“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在当时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尤其是侵害婴幼儿。”屈大展告诉我们说，“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都要得一次麻疹。而且在解放初期，麻疹的死亡率达到8~15%，可以说是很高的！”
“防治”传染病，最重要的还是“防”，也就是要提前预测麻疹流行的到来，并及时接种疫苗。那么，屈鸿钧是如何预测麻疹流行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屈大展说，父亲比较沉默寡言，很少跟家人谈起自己的工作，因此家人对父亲的这部分工作了解并不很多。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多方寻访，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奠基岁月》中，找到了一段天津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李永成关于此事的介绍：
“（屈鸿钧）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把当时西北角街这一条街所有的6个月到7岁的儿童作为观察对象，把发不发生麻疹病例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通过他连续几年的观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说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易感人群的比例超过40%，那么就意味着有一场麻疹的大流行将要到来。”
▲天津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李永成（纪录片《奠基岁月》截图）
当年，“易感人群超过40%，就意味着一场麻疹大流行将要到来”这一发现，让屈鸿钧激动不已。通过这种整群抽样的方式，每当预测的麻疹大流行即将到来之际，屈鸿钧都会马上写出防治意见报告，上报市领导，时任天津市长的李耕涛便亲自主持召开麻疹防治工作会议，并及时采取注射疫苗等防疫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小人民群众的感染率和发病率。
在屈大展的印象中，父亲屈鸿钧虽然不善言谈，对待工作却一丝不苟、精于钻研。在多年抗击传染病的医疗工作中，屈鸿钧深深地意识到，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预测疫病之后再打疫苗，容易陷入被动。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他始终在苦苦思考。一次，他到上海考察，在与当地医务工作者的交流中受到了启发。屈大展回忆说：
“他去上海考察，发现当地在给孩子打防疫针的时候，给孩子们登记了卡片，他于是受到了启发。他就想，如果婴儿从出生时起就为其注射疫苗，并且建立卡片，以后按年龄定期注射，再不是按季节突击注射，这样就有利于对疾病的管理，也可以提高免疫注射的质量。于是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计划免疫’。”
如今的孩子，从出生时起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预防接种手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按计划接种各项疫苗，预防各种传染病的发生，这正是得益于当年屈鸿钧首次提出的“计划免疫”。
上世纪50年代，计划免疫开始在天津市推广，此后对全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地纷纷组织人员到天津学习。在上世纪70年代，天津还举办了计划免疫工作培训班，就连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派本国从业人员报名来津参加学习。
“计划免疫”的实行，改变了被动防疫的老旧模式，开启了主动防病的新篇章。天津这一首开先河的做法，使本市多种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因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由解放初期占死因的首位，下降到第10位以下。
上世纪60年代，扑灭副霍乱，首开肠道门诊制度
年夏天，受第七次全球性霍乱影响，天津市爆发了副霍乱疫情，当时把此病称作“02病”，是由霍乱弧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感染者会上吐下泻、迅速脱水，危及生命。
这次疫情给津城百姓带来的影响如何？我们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话说天津卫”节目中，找到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听众李广新回忆:
年，我们胡同有一个大娘得了“02病”，她是头一天得的，上医院看病去了，转天早晨，就把我们全胡同都给封锁了。因为我们全胡同是三个口，早晨一起来，国家派工作人员来把两个胡同口都拿木板给钉死了，所有人员不许出入。我们买东西怎么办呢？那时还有粮店、菜店，各种物品都给送到胡同口。我们那儿封锁了一周，不让出不让进，天天来大夫，每人早晨必须得验大便。
听众孙天祥回忆:
年和年前后，天津出现了（副）霍乱了，就称有“02病”了。中小学都提前停课了，街道居委会都给每家每户逐一的喷来苏水，潮湿的边边沿沿的犄角旮旯都打上石灰粉，还有严禁饲养家禽家畜了。
年的这次疫情究竟因何爆发？又是怎样流行起来的呢？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当年的情形，我们四处查找资料，在《今晚报》年3月11日刊登在8版的文章《56年前，天津这样扑灭副霍乱》中，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此次疫情的发源地是印度尼西亚，年6月，副霍乱从印尼传入中国广东，接着肆虐上海、浙江、福建、江苏等南方省市，年传至河北。天津是当时河北省省会，不幸中招。
疫情蔓延至天津后，很快由点带面，呈扩散传播之势。继葛沽出现第一例感染者后，小站和其他一些地区也相继有人感染，接着与南郊区接壤的塘沽区出现病患大爆发，西郊区、东郊区也发生局部感染，最后天津市区内的红桥区和河西区也有人被感染。
▲《今晚报》年3月11日8版刊登的文章《56年前，天津这样扑灭副霍乱》
面对来势汹汹的“02病”，天津的应对措施如何呢？经过不断寻访，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家住北辰区的83岁的张焕年。张奶奶说，年遭遇副霍乱疫情时，她正在当时的河北区东六经路卫生院担任医生和防治组组长。疫情发生后，区卫生局和防疫站马上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卫生院认真学习有关“02病”的知识，包括发病情况和防治方法等。
张奶奶至今还记得，那时自己卫生院的辖区内也出现了确诊病人，医院救治后，病人所在的胡同立即被采取了封闭措施，由张奶奶和同事们在胡同口24小时值守。
“我们都穿上隔离衣，当时的隔离衣不像现在这么高级，就是帆布的上衣和裤子，戴着手套，穿着到膝盖的长胶鞋。”张奶奶回忆说，“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跟居民宣传‘02病’的预防知识，给他们挨家挨户消毒，再有就是胡同里每个人每天都要验大便，我们负责把大便样收上来，送到防疫站化验，看看有没有霍乱弧菌。”
当时正值夏季，每天穿着厚重的隔离衣在户外值守，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张奶奶说，自己和同事们没有一个人叫苦，都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直到十几天后，确诊病人康复出院，胡同里也没再发现病人，胡同解除了封锁，他们才结束值守，回到单位的日常工作中。
除了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封闭和隔离措施，当时的天津市还迅速反应，为市民免费接种“02病”疫苗。家住南开区的王锦翠今年84岁，年发生副霍乱疫情时，她是当时南开区东北角卫生院预防保健科的护士，她清晰地记得，疫情刚一出现，全市就启动了疫苗接种工作。
“我记得东北角街一共大约有多人，分为大约19个居民区，我们就分成几个大组，下去进行疫苗接种工作。”
王奶奶说，自己当时和一名大夫一起负责辖区内托儿所、幼儿园的接种工作。接种前，托儿所、幼儿园的老师先给孩子们测量体温，体温正常的，由她和同事对孩子进行体检，身体健康的孩子就可以接种疫苗了。
“小孩们一看大夫来了都害怕，就哭了。我当时就逗他们，我说你们谁哭就先给你们谁注射，结果一片哭声马上就戛然而止，哈哈。”王奶奶边笑边回忆说，“当时工作进行得挺顺利的，没用一个月就完成了几千个孩子的接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种疫苗的宣传画
天津本土的城市作家徐凤文对津城的民俗历史颇有研究，他曾看过一些有关年“02病”的相关历史资料，发现这次疫情对天津百姓生活的影响可谓深远。
“发生副霍乱疫情之后，政府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当时最主要的是消灭苍蝇，因为食物是副霍乱传播的一个重要传播链，而苍蝇会传播病菌。第二件事是规定不许随地大小便，因为粪便也会造成霍乱弧菌的传播。第三件事就是提倡喝开水。在那之前，农村是没有喝开水的习惯的，大多喝生水，从那以后就强调喝开水，并且当年专门给各个村设置开水房，用小锅炉专门给大家烧开水喝。”徐凤文说，“这些后来都成了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卫生改善了，传染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不仅如此，据《56年前，天津这样扑灭副霍乱》文章记载，在应对-年间的副霍乱疫情中，天津市还加强了对饮用水的管理。当时，天津的一些地方，如南郊、塘沽、西郊等地水网纵横交错，居民们还延续祖辈相传的坑塘取水方式，不利于防止疫情的扩散。为了掐断传染链，市卫生防疫指挥部专门设了给水组，从自来水公司、市建设局等部门抽调技术骨干奔赴城郊村镇，提供水泥、沙子、钢管、水泵、砖等物资支持和贷款支持，打水井、建水塔，为居民提供健康的饮用水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
在张奶奶、王奶奶的回忆以及徐凤文的讲述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词——“肠道门诊”。由于副霍乱是消化道的传染病，主要通过粪口传播，并且在夏季流行最严重，为了及时筛查患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从年那次疫情开始，医院里都建立了肠道门诊，每年5月到10月，医院看病的患者，做到“逢泻必查”，只要有腹泻就查大便样里是否有霍乱弧菌，以便更有效地控制疫病的流行。在当时，天津是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城市。
此后，在夏秋季节对腹泻患者进行粪便检查和病菌培养，在天津成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至上世纪80年代。医院里，依然设有肠道门诊，尽管霍乱和副霍乱已几乎绝迹，但“逢泻必查”依然成为许多年前居民们的一份共同记忆。
▲医院里设立的肠道门诊
采取了种种措施之后，当年抗击疫情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文章《56年前，天津这样扑灭副霍乱》中是这样说的：
由于医疗资源调配迅速、治疗抢救科学，各部门专业投入、协同发力，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从年到年，天津全市副霍乱病人累计多例，病死率只有1%，市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年，阻击非典，成为全国疫情防控最好城市
年11月，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在广东省佛山市爆发，后逐渐向全国呈蔓延趋势。年4月20日，天津报告了首例非典确诊病例。
其实，早在年2月，天津就已经拉响了防控非典的警报。
今年77岁的王撷秀是著名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专家，年非典疫情发生时，她正担任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翻阅着当年留存下来的“非典防治时间表”，18年前抗击非典的一幕一幕，仿佛又重回王撷秀眼前：
“我知道呼吸道传染病是最难控制的一种，广东出现病例以后，我们就很敏感了，2月13号，市疾控中心就起草制定了《天津市预防原因不明肺炎的工作指南》，由市卫生局批准并发布，随即启动了全市的公众媒体宣传。然后我们开始在天津进行医务人员的培训，就是说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专门给大家讲，预防必须戴口罩、加强通风，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用大型的吹风机把屋里的东西吹出去。从3月13号到4月24号，我们先后进行了7次非典相关人员培训。所以说，非典到来之前，咱们天津就有准备了。”
▲王撷秀近照
天津出现非典疫情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抗击非典领导小组。王撷秀也被指定为小组成员，自始至终参加了市政府的相关会议，并提出各类技术策略与现场实施建议，全部被市委、市政府采纳。
最令王撷秀记忆犹新的，还是第一例病人确诊之后，她和同事们所面临的考验。那是年4月20日，在天医院里，一位病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例，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切断传播途径，最大程度控制病毒扩散。
接报后，王撷秀带领助手们迅疾赶医院开始流行病学的调查，并对院内环境进行实地调查。那时的王撷秀还希望，可以通过院内局部封闭来阻断疫情传播，然而，医院情况后，她敏锐地感觉到，仅仅是局部封闭已经难以保障疫情防控的需要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病人是住在心内科的，它的整层楼都是贯通的，而且楼上楼下都有人员流动，想要分段、分区域隔离已经不行了，分析情况之后，医院都得封。当时我们每天晚上差不多12点就在卫生局开碰头会，当天我们把所有情况汇总好后，马上就向时任市长戴相龙做了汇报，医院。戴市长又向时任市委书记张立昌做汇报，很快得到批准，在4月21号凌晨5点，医院给封了，不许进出。当时这成为全国医院，又开了先河。”
与此同时，确诊患者被迅速送往当时收治非典医院（后医院）。今年47岁的白医院结核科、感染科副主任，年，当非典病医院诊治时，他在那里担任结核科医生，并在4月底就主动请缨进入了红区。
白大鹏至今对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因为那年“五一”，医院医生的未婚妻约定结婚的日子，然而，两人却几乎同时进了红区。白大鹏在红区整整忙碌了17天，每天穿着隔离衣，戴着手套、护目眼罩和三层口罩，穿梭在病房之间，为病人写医嘱、采血气、做病程记录，一忙就是至少4个小时。
“因为捂得出汗加上哈气，眼罩里的水雾特别明显，几乎只能透过小枣大小的一点空间向外看，给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但大家还是坚持克服困难，努力为病人服务。”白大鹏说。
有些非典病人的症状较轻，但恐惧心理比较严重，除了日常诊治，白大鹏和同事每天都要耐心安抚患者：
“一般查房的时候，我们会反复对病人讲：您现在能做的就是保证适当的饮食、足够的热量，保证饮水，在床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尽量保证少消耗您的体力和能量，配合我们把最基本的呼吸的保障和血压情况维持住，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救治您。”
年5月6日，在院方的主持下，白大鹏和妻子范立萍在红区楼前的空地上，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战地婚礼”，两人最大的新婚愿望，是希望非典患者早日康复。
▲年5月6日，白大鹏和妻子范立萍举行了“战地婚礼”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鲍桂军，医院工作，也同样在4医院红区，担负起救护非典患者的任务。最令她感到难忘的，不只是工作的艰难与辛苦，更是医护与患者之间的理解与战胜非典的决心。
“因为我们当时戴着双层防护手套，给病人穿刺取血和输液时，就感觉压力很大。”鲍桂军回忆说，“我记得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病人做穿刺都不能一针成功，但是病人们一点没有因此批评我们，反而还处处为我们着想，安慰我们说，没事儿，你们放心地扎，不疼。这让我们特别感动。病人能这么理解我们，让我们也放松很多，后来就适应了戴手套进行操作，穿刺和扎针都很顺利了。”
在白大鹏、鲍桂军和同事们倾尽全力救治非典患者的同时，年5月12日，由原中医院改建而成的天津“非典”医院——医院竣工并交付使用，整个工程从决策拍板到交付使用只用了10天，医院也被誉为天津的“小汤山”。
▲如今的医院全景
随着患者被陆续转移到医院，白大鹏和鲍桂军他们也离开红区，进入14天隔离期进行休整，很快，他们都听到了患者们康复出院的好消息。随后，医院正式医院。
与此同时，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撷秀和她的同事们也始终全员在岗、不眠不休，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为天津筑起一道道安全屏障。
“咱们当时还做了《关于密接集中留观若干建议》，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征集酒店，进行集中隔离、集中观察。然后咱们还发布了对空港、火车、公路等旅行者进行健康登记与筛查，包括当时限制大型聚会活动，进行社区、学校、机关、工厂防控等等，这些做法都是咱们自己‘发明’的，以前没有。”王撷秀语气自豪地说。
在阻击非典疫情期间，天津的市级疾控中心以及各区、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全员出动，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共对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追踪与隔离，其中家庭隔离观察人，集中隔离观察人，住院隔离观察人。
正是及时采取了这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天津市从年4月20日报告第一例非典确诊病例，到5月17日报告最后一例确诊病例，期间共报告临床确诊病例例，而整个非典疫情仅持续了27天就被扑灭，成为中国及境外流行区终止非典流行时间最短的地区。
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与当时的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到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视察非典的防控情况，王撷秀受市领导的委托，系统汇报了天津控制非典的全过程，胡锦涛总书记在反馈会上对天津市的防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到天津市疾控中心视察非典防控情况，时任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撷秀（右一）受市领导委托，汇报了天津控制非典的全过程
这些当年抗击非典疫情的许多宝贵的防控经验，在去年以来全国防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也得到了全面推广，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回顾历史，从解放初期到现在，70多年来，天津在历次疫病流行中都取得了抗击疾病的胜利，并且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与此同时，全市还曾大力开展水质检验、卫生大扫除、公厕改造、清除卫生死角等，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并取得显著成效——
年，消灭天花；
年全市消灭脊髓灰质炎；
年后，结核病发病率连续七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麻疹、霍乱、鼠疫等更是几乎绝迹……
之所以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正如王撷秀所说：“疫情的成功防控，要归功于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正是市委、市政府充分听取和采纳了专业人员的意见，加上全体公共卫生和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才促成了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
记者
巩胜男
编辑
陈彤
原标题：《寻迹百年
麻疹、霍乱、非典……面对疫病来袭，天津如何屡开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