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陈诚在日记中写下两个梦境。第一个梦，是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他被惊醒了。
在另一个梦里，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略地，有一次他出营巡视，却被民众包围住，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掏钱，结果口袋里章然—无所有。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两个梦无疑反映了陈诚的内心挣扎。没多久，陈诚就劝谏蒋介石：“不要再提‘反共’的口号了。”蒋介石听进去了多少不得而知。
其实，在“反共”的问题上，一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保持了多年的一致。整个50年代，“反共”的口号，陈诚喊得特别响。
年1月，台湾当局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负责人由行政部门一把手陈诚兼任。三年多的时间里，在陈诚的主持下，设计院研究出了多种“反攻”方案。
不过，这些方案大多是纸上谈兵。陈诚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成抓手，以推动台湾地区的各项建设。这就埋下了后来与蒋介石冲突的种子。
年，他在行政部门检讨会上强调：“反攻，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力量，第三还是力量。力量从哪里来？主要是从建设台湾过程中来培养，来积聚，来发挥。”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统治的日益稳固，加之美国不愿意让蒋介石惹出国际麻烦，陈诚反攻的调子渐渐降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称：“反攻是长期的。我们一面要有单独作战，随时应变的准备，一面要配合世界局势，坚持最后5分钟的打算。”
此后，在“反攻”的问题上，陈诚与蒋介石产生了重大矛盾。年6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主持召开“反攻”方案研究会。会上，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执。
蒋介石为了反攻，要求连续十年提高台湾筵席税、汽车税、房产税，其中第一到第三年将税额提高50%。以年财政支出的40%为基准，发行“反攻”特别债券。并要求行政部门编列“反攻”特别预算，计划在明年民意机构例会上通过。
这引起了陈诚的激烈反对，陈诚认为“反攻”不能以伤害台湾经济为前提，提高税收会损害消费，对老百姓百害无一利，发行巨额债券和编列特别预算更是会损害财政收支平衡，制造通货膨胀。
后来家人向他求证此事时，陈诚笑着说：”确有此事，幸亏蒋夫人居间缓颊。不过当时，我对总裁说，一旦号角响起，仍要请命出征。”
这次会议结束后没几天，陈诚就被“请病假”。蒋介石安慰他说：“你身子不好，又整天忙于政务，多年不得休息，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7月1日，陈诚遵照蒋介石的嘱咐到阳明山休养一个月。8月1日，续假2个月，往日月潭休养。12月15日，陈诚更是被要求辞去行政部门负责人一职。
从年12月15日到陈诚病逝，陈诚只在公众面前露过一次面，年6月14日，陈诚出席了石门水库的落成典礼。这个水库是他在年主持开工兴建的，历时9年，终于峻工。
那么，陈诚被迫辞去行政部门负责人，原因真的是与总裁在“反攻”上的理念差异吗？这还得从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讲起。
陈诚，字辞修，浙江省青田县人。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11中学和浙江省立第11师范学校读书。本来，如果按部就班下去，陈诚将成为一名老师。可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
年之前，保定军校的生源来自于各地的陆军中学毕业生。年，一心想扩充自己势力的段祺瑞决定扩招，各地中学毕业生都能进军校读书。
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各省都在招徕军校毕业生，军官的收入也远超其他职业，不甘心当教书匠的陈诚决心考入保定军校，后被编入第8期炮科。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陈诚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少尉、排长——这军队中最起码的官衔，便成了陈诚戎马一生的最初一个台阶。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
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征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这一对恩怨相伴一生的难兄难弟之间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
陈诚伤愈后，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上尉特别官佐，任教育副官之职。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
一天晚上，他因出外访友，深夜始归，一时不能入睡，便携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清晨散步的校长蒋介石。
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阅读过，遂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依靠蒋介石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黄埔军校时期的蒋介石
陈诚对蒋介石的大肆吹捧，始于年夏天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
在整个夏天，陈诚一共作了30余次讲演和训话，动辄一个多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常常无需讲稿，口若悬河。演讲和训话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传“信仰领袖”，“服从统帅”军人思想；对蒋介石进行形象塑造。
陈诚将蒋介石比做是“普照天下焕发于万古”的“宝石”，要求学员在听到“委员长”的称呼时，姿势必须由“稍息”改为“立正”，以示对蒋介石的尊敬。
所以每次讲话，操场上时时发岀整齐的两脚并拢的声音，甚为“壮观”。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流传了下来。每天早晨要举行升旗仪式，学员须向国民党党旗和南京政府国旗敬礼，唱党歌，以“养成敬爱国家和党的心理和习惯”，陈诚自然要身体力行，严格遵守。
这套做法当然为蒋所喜。为了政治需要和“剿共”需要，陈诚也乐意为之。他把历次“围剿”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部队没有凝聚力，纪律涣散。特别是杂牌军将领更是如此。当然于个人私利也会大有收获，吹捧蒋介石能得到蒋更多的信任。
在庐山训练团期间，陈诚就常常以意大利法西斯罪魁为例训导学员。他说：“墨索里尼从前是个最能够绝对服从长官的军人。他曾经当过四年兵，在当兵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服从。有一次，一个排长叫他把一大堆粪捧了，他毫不迟疑地去捧。他有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所以人家能够服从他。”
从庐山训练团开始，陈诚对蒋个人崇拜的宣传鼓动，没有停止过，而且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抗战兴起，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把对蒋的个人崇拜推行扩展到了党政和地方民众。因为，在他看来，全国抗战，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个人当然非蒋莫属。
有一次，陈诚为了加强训话的效果，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我们拥护的是革命的总裁，如果总裁不革命了，我们照样要打倒他。”蒋介石微笑着频频点头。
年8月，在军政教官研究班讲课时，陈诚先用一串排比句强调领袖的作用：“有领袖，主义才能发扬光大；有领袖，革命才有固定的重心；有领袖，中国才能真正地完成统一；有领袖，抗战建国才能达到必胜必成。”
接着把蒋介石端了出来：“我们今天则有一个千古罕见的英明睿智的领袖——蒋先生。在他的领导之下整个国家乃由统一而步上抗战，更由抗战求得整个民族的复兴……”
如何服从领袖？陈诚提出了两个字、四个标准。两个字是“忠诚”；四个标准是：“要认定服从领袖为革命党员当然之天职，不能附带任何条件，或任何企图”。“要认清服从领袖之真谛所在。”“要明白尊敬与信仰领袖的道理”。“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来服从领袖”。
后来，陈诚觉得光“忠诚”还不够，进而给个人崇拜理论披上宗教色彩。他说：“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鉴那样普照于天下。”
陈诚还制定了若干仪式，以强化个人崇拜的效果。在军营，在党政机构办公室、会议室都必须挂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见到画像，必须行“注目礼”。
庐山训练团时期的那一套继续推广：在正式场合，每提到“委员长”、“总裁”时，要求听者肃然立正。他自己当然身体力行：每次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时，听出蒋的声音，马上立正恭听。身边的人只要听到他两脚皮鞋碰撞声，就知道他是在与蒋通话。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当中，陈诚宣扬和推行对蒋的个人崇拜，最为得力。这种个人崇拜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
虽然陈诚对蒋介石极为忠诚，而且在公开场合极力推行对蒋的个人崇拜、绝对服从，但在某些具体事情上，陈与蒋有时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还会发生冲突。这从《蒋介石日记》、《陈诚回忆录》、《陈诚日记》以及他们的来往电文、信函，可以窥见一二。
抗战时期，蒋介石原想在年春反攻缅甸，尽早打通国外援助的通道，并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但陈诚鉴于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伤亡惨重，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
他在年12月31日的给蒋的电文中分析道，英美“各顾其根本”，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对盟国利益却考虑不多，中国反攻缅甸得不偿失。蒋介石并不同意陈诚的建议，但还是让陈诚出任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于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策划对缅北日军的反攻。
不过，陈诚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同年秋，陈与蒋围绕反攻日期和远征军其他问题产生了激烈冲突。9月6日，陈诚致电蒋，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
这种辞职如同要挟，遭到蒋介石的严斥：“这种行动态度究竟为何种态度行动，我想已往军阀亦绝不致出此。除非政府已到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
陈诚接到蒋介石严厉斥责的“手谕”后，马上回函，先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痛陈远征军各种问题。10月10日，陈诚趁贺“双十节”之机，又向蒋写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讲述了唐太宗不杀直言大臣魏征、并能听进其谏言的故事。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
最后争议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应该双方都让了一点步。11月，陈诚因胃溃疡病重回重庆治疗，蒋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性格直率，看不惯一些军政要员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行为，常常点名道姓地批评，得罪了不少人。蒋对此颇为不满，常常写信责备他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警告他要“切思而自反”。陈诚总要先做检讨，然后为自己申辩一番。
退守台湾后，陈诚爱发议论、口无遮拦的作风才大有改进。大政方针上，陈诚与蒋始终保持了一致，但他们之间仍然还是出现了一些冲突。
其中，在年至年的“连任”风波中，陈诚与蒋介石的暗中较量，最为激烈。
提起“连任”风波，先要说一说胡适。解放后，胡适去了美国，以后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胡适对蒋多有批评，有亲美倾向，所以不为蒋所喜，但又怕他在国外放大炮对自己不利，所以想方设法要把他延揽到台湾。
年，蒋介石委任胡适为台湾学术机构负责人。有了官帽，胡适果然于8年4月回到了台北。
陈诚向来崇敬文人，对胡适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更加看重。两人在一起也谈得来，所以，胡对陈的评价高于对蒋介石。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二个任期期满。年就要提名“候选人”，并着手竞选。按法律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只能连任两届，蒋介石不能再担任一把手了。
谁来当第三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胡适认为陈诚是合适的人选。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外，只有陈诚的威望，蒋不参选，陈诚若参选，必定十拿九稳。
8年是陈诚六十大寿。陈诚的生日（农历12月12日）在元旦，胡适回台后，邀约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等三位志同道合的老友，和陈诚结伴到台南补寿。
五个人在一起具体谈了些什么，无史料记载。不过，他们应该谈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的事。当时，台湾政界有人把胡、蒋、梅、王四人称为“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为秦末汉初避乱于陕西商县南山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汉惠帝为傀儡，“四皓”支持汉惠帝，力斥吕家势力。把胡适、蒋梦麟、王世杰、梅贻琦四人比作“商山四皓”，可见其暗含的意思。
对自己是否想继续连任，蒋介石一直不吭声。明眼人知道，他还想再次连任。于是，年，台湾学界便展开了一场围绕蒋介石应否该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修改法律的大辩论。
在这场大辩论中，胡适又放大炮，公开反对蒋介石做第三届台湾地区领导人，说：“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典范，不应第三次当选。”他还要陈诚去劝老蒋公开表态不做第三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陈诚哪里敢去“逼宫”。
胡适不仅反对蒋连任，他还准备在台湾成立一个党派，与国民党抗衡。胡的言论和做法自然遭到亲蒋派的不满。而陈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按人之常情，陈诚应该也有做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念头。虽然没有“逼宫”，但他也装着糊涂，始终不声明自己不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也让蒋有点难堪。
最后，陈诚还是退了一步，解决了僵局。
依照法律，蒋介石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不说、不谈这个事情，明摆着让底下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陈诚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报上去给蒋介石。蒋介石还是不讲话。一直到他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依然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临时条款》修改之后，障碍就消除了：“戡乱时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无限期连任。年3月，蒋介石再度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部门负责人。
陈诚召集专家修改《临时条款》，应该是迫于老蒋的压力，老蒋到底给他施加了什么压力，目前不得而已。因为陈诚一直认为，法律应具有稳定性，为了连任而修改法律总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而蒋介石在这过程中从始至终不公开表态，外人很容易有一个错觉：老蒋不想当，是陈诚逼着他连任。所以，陈诚对此事是有怨气的。
果然，蒋介石后来把自己的连任原因推到了陈诚身上。有一天，蒋对陈诚说：“我本来不想连任的，看到你跟胡适之、梅贻琦、王世杰、蒋梦麟搞到一起，我就不放心，所以还要再干几年。”
陈诚当然不服，争辩道：“我本来就不要做了，你一定要我做，跟这些人来往又有什么罪过呢？”
陈诚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校长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了。”
连任风波平息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陈诚生气。当局本来已研究决定，给部队军官加薪，陈诚也宣布了，可蒋介石不同意加。陈诚感觉很丟面子。年7月2日，他一气之下跑到金门视察慰问前线官兵去了，而且一待十多天不回来。
蒋介石对陈诚这种行为也很生气，责成亲信张群亲自到金门去请陈诚回台理事。张群说：“老头子要你一定回去，再不回去，可能会有麻烦了。”
陈诚还是发牢骚，张群最后说：“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吗？”陈诚不好再坚持，跟着张群一起飞回台北。回到台北后，陈诚向蒋介石道了歉。
蒋介石连任第三届台湾当局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又加紧了反蒋派的钳制。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党国重臣，先后召开了两次阳明山会议，大批胡适、雷震等反蒋份子。蒋介石在会上含糊其辞地说：“你们在座的有个别人，曾经也受过胡适这种人的骗，希望从今以后提高警惕。”
陈诚从阳明山下来后，心灰意冷，打算主动向蒋介石辞职。党国元老王世杰劝陈诚：“这个时候不能辞，你一辞职，总裁就对你有意见，你们两个一搞僵，对大家都没好处。”
就这样，陈诚又做了三年，直到年夏发生了“反攻”之争，蒋介石才强迫陈诚辞去行政部门负责人一职。此后，陈诚挂着“副领导人”和国民党副总裁的虚职，直到年3月去世。
另一个逼陈诚辞职的人是蒋经国。
蒋经国，年出生，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15岁的蒋经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至年毕业。其间曾加入苏联共产党。
国共关系恶化后，蒋经国被留在苏联，曾下放至西伯利亚，年3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夕，蒋经国携妻带子回国。次年加入国民党，随即被蒋介石派到赣南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
此后，蒋介石历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等职。
年初，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同时，就任命了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并让他负责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到台湾。随后，蒋介石开始让儿子培植自己的党羽，一步步掌握党政军大权：
0年，蒋经国担任蒋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官邸资料室主任，开始掌握军队和地方情治工作大权。7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蒋军退役士兵辅导委员会主任。
陈诚的党政职务上高出蒋经国一头，但除了两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外，其他“副领导人”、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只是虚职，并无实权。而蒋经国担任的均属关键职务。
在台湾，陈诚所做基本上都是政府工作，党务工作几乎不太管。虽然他有权力管，但蒋介石没有交办，他也自觉地与党务保持距离。
当然，尽管陈诚没有野心，但他还是有意无意地挡了蒋经国权力扩张的道路。举例来说，2年蒋介石为实现传位于子的计划，重拾三青团的老法宝，筹组所谓“救国团”，想在国民党之外造成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小国民党”。
这个计划遭到陈诚的强烈反对。陈诚认为，应吸取时期国民党与三青团两大势力恶斗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搞一个“小国民党”。
双方争论许久，互不让步。蒋介石派心腹张其韵前去劝说陈诚接受，但陈诚仍坚持己见。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指派陈诚去主持所谓“救国团”的成立仪式，显然是强加于人。
从此，陈诚与蒋经国的矛盾不断。蒋经国经常借代父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诚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诚大为不快。陈诚也不甘受小蒋的气，利用他当行政部门部门负责人的机会，不断给小蒋找不是。例如，指责蒋经国对“退辅会”工作不力等。
陈诚的名分摆在那里，蒋经国要扳倒他也不易。有一段时间，蒋经国为了逃避，曾多次请假不参加陈诚主持的行政部门例会，但陈诚并不谅解，反而更生气。
不过，蒋经国接班终归是定局，这是陈诚阻挡不了的。年夏，蒋介石与陈诚爆发了“反攻”之争，蒋经国认为彻底扳倒陈诚的机会来了。
年11月，国民党九大改选中央常委，在蒋经国的操纵下，居然没有让陈诚的两个亲信进常委。陈诚非常不愉快，后来，他索性连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也不去了。
蒋经国干脆撕破脸皮，打算指使手下，在陈诚于台湾民意机构发表年终施政演讲时，发起对他的弹劾运动。虽然后来由于蒋介石的干预，这场弹劾运动刚冒出点头就被压了下去，可陈诚也知道，蒋家父子对他是不再信任了，还是识趣点好。年12月底，陈诚果然递交了辞呈。
陈诚的大公子陈履安对此表示理解：“我父亲一直内心觉得他跟经国先生好像有敌对的。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迫不及待地要推。”
辞去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之后，陈诚每天在家里深居简出，生闷气，身体每况愈下。到年秋，陈诚经常性腹泻，体重也骤减，在家人和好友的劝说下，医院做深入检查，结果，被诊断为肝癌。很多人都说，这是被蒋家父子气了十几年才患上的。
蒋介石总算还有一些人情味，得知这一诊断结果后立即交代有关方面，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陈诚的生命。医院组织了一个由医疗专家组成的诊疗小组，在陈诚的家里建立了家庭病房，日夜护理、治疗。
陈诚的夫人更是全天陪护在他身边。他的几个儿女都回到家里，陪陈诚聊天。进入年后，陈诚的病情恶化，生命开始走向最后的终点。肝部疼痛一天天加剧。但他绝不喊叫，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头的时候，就给他打一针止痛针。
年2月28日，台湾当局发表了陈诚的病情公报，宣布他的真实病情。此时，即使没有告诉他，陈诚也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他先给家人写了一个遗嘱：陈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
3月3日，家人问陈诚有什么话要交代，陈诚叹了口气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过了一会儿，他叫来陈履安，口授了他的政治遗嘱：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年3月5日下午七点零五分，陈诚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享年68岁。当天，陈诚的夫人谭祥心脏病发作，躺倒在床上。
陈诚去世后，尽享哀荣。蒋介石于当天发布“台湾地区领导人令”，派秘书长张群、行政部门负责人严家淦、民意机构负责人黄国书等台湾地方政要，以及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薛岳等国民党元老组成治丧委员会。
台湾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3月6日至16日，一律下半旗志哀。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间一律悬挂半旗，三军为陈诚服丧。
公祭之日，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致祭。蒋经国声泪俱下地致悼词：“陈诚同志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事后，人们才知道，蒋经国的悼词是找人代笔捉刀的，全文只有9行字句。
8月30日，陈诚灵柩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塞园。陈诚去世后，留下来的一份“特支费”分配名单，上面有33个人。这笔费用是陈诚任职的特别开支，用来资助随同他从逃到台湾的困难人士。
后来，陈履安一一去拜访了他们。其中有个在溃败前做过省主席的，绝不求人，一生的傲骨。就一个人单身到了台湾，在卖烧饼，任何人给他帮助，都不接受，只有陈诚给才可以。
据说，台湾地方当局对陈诚的政治遗嘱不太满意，因为通篇没有“反共”或“反攻”的字眼，想修改后再发表，但谭祥不同意修改，说要改就不发表。最后经蒋介石同意，遗嘱原文发表。
年8月，陈履安召集弟妹商量决定，遵照父亲生前遗愿，将父亲的遗骸从墓穴取出火化，安放于高雄佛光山灵光塔，捐出陈诚的墓园供台湾当局另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