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过“猫耳洞”的老兵
作者管益农
蒋红升，豫地南阳人氏也。身材颀长，虽年逾六旬，然发黝黑，面少皱，体态无臃肿之相，步履尚矫健雀跃。独女系音乐教师，已成家立业，外孙女已十岁，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女，外孙子五岁，聪明调皮。
人或曰：蒋君得享天伦之乐，更无后顾之忧，岂能不“年少”乎？实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焉。
我与红升相识相交二十余载矣。结缘始自一篇报道。
那是年“五一”期间，我应工行南阳分行邀请，前往该行采访他们实行客户经理制的经验。火车半夜抵达南阳，恰是红升与该行办公室副主任江湛去接地站。我们在路边的小摊上吃夜宵，闲聊之中得知红升也是军转干部，并且上过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于是便有了几分亲近感。其时，红升在分行干客户经理，负责对驻军单位的公关营销，干得很有成绩。
由于红升、江湛他们预有准备，因此采访很顺利。回来后，我整理了一篇经验性消息，以他们的名义发在了头版头条，并在报眼位置撰写了评论《机制一改天地阔》。当时，客户经理在各级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还是个新生事物，文章见报后，反响很大，仅全国工行系统就有28个二级分行去南阳学习取经，据说那年该行的招待费超支数十万元。不久，红升他们写的同一主题的稿子又被《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年2月，红升被提拔担任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抓文秘宣传。从此，我们联系也日渐频繁。
时光如梭，多年交往下来，知道了红升身上许多故事，也对他的人品有所体味。他这大半辈子的所作所为，可以写一部数万字的报告文学，我下面记述的二三事，只能算是个梗概。
（一）
红升生于年，他未降生之时，在南阳县农业局任总统计师的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母亲在丝织厂当工人，工资极低。当时正逢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务农，红升的父母亲便携家带口来到南阳县金华公社罗营大队白龙庙村当了农民。
年，红升初中毕业，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上高中需经贫下中农推荐，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是没有升学资格的。果然，推荐名单里没有他。红升为此痛哭了好几天，谁劝也不行，口里只是喃喃道：“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母亲见他铁了心，无奈出了个主意，让他去投奔百十里外的二姨，她嫁的是贫农，说不定能帮上忙，只是多年没有联系过，不知人家还认不认这门亲戚。红升喜出望外，第二天天不明就背着行李卷和干粮出了门，直奔南召县石门乡的二姨家而去。他哪有钱打车，多华里的路程，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5岁小孩儿，靠自己的“11”号，走着问着，一直走到太阳落终于到了石门乡，一打听离二姨所在的山根大队还有15里山路。一位好心的大娘告诉红升：“孩子，天太晚，山里有狼，不敢再走了。”红升有点害怕，可是这里举目无亲，怎么安身？他只有咬牙坚持。又翻了几架山，半夜时分他才寻到自己要找的那个山根村，被巡逻的民兵好一番盘问，所幸姨夫是贫协委员，这才被领进二姨家门。
好心的二姨一家收留了红升。第二天，二姨夫带他去找大队支书求情。李支书满口答应帮忙，红升如愿以偿地进石门公社山根中学开始读高中。但仅上了一个学期，他感到这个学校教学质量不行，于是又设法转学，回到南阳县金华高中就读。
其实，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哪里也不可能正而八经地上课。金华高中搞勤工俭学，在距学校北面八公里处叫北湖农场的地方挖建鱼塘，组织在校学生“大战北湖滩”，三个学期有三分之二时间就住在农场。高中阶段，他基本没有学到多少书本知识。
尽管如此，但也足以看出红升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并勇于走自己路的人。年，他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他的好运也慢慢来了。高中毕业后，适逢恢复高考，可惜他没有考上，在生产队先后当过民兵排长、生产队长，还被公社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年4月，作为公社唯一一位优秀青年还参加了南阳县第六届团代会。年底他应征入伍，成为11军33师98团3营9连的一名战士。
（二）
部队驻扎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小猛养公社的一个小山岗上，简陋的牛毛毯营房，没有门窗，军营也没有院墙。这支部队刚刚从越南打完仗，撤回国内驻扎在这里，手榴弹、炮弹等各种武器弹药到处堆的都是。由于从小吃过苦，经历过世态炎凉，红升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除完成好学习、训练、营建任务外，主动帮助军械员整理武器弹药，还承担了连队的墙报出版工作，入伍第二年他就担任了连队文书，很快又入了党。
年参加军队院校高考，红升以语文、政治两科全师第一的成绩，考入昆明陆军学校，穿上了“四个兜”（等于提干了）。当时他们团的60位河南老乡，他是唯一被录取者。
军校毕业后，红升被提拔任命为11军32师95团1营炮连司务长。年4月，他随部队参加了老山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号高地蹲了5个月猫耳洞，吃了不少苦。红升他们这个部队是第一轮攻占并驻扎在这个阵地的，作为司务长，前送后运任务异常艰巨，他经常带人冒着炮火、躲着地雷往返于阵地前沿和团指军供站，危险程度比坚守阵地的其他战友可大得多。
猫耳洞因土质松软又没有任何支撑体，经常倒塌，就此一项可伤亡了不少官兵。猫耳洞蹲久了，官兵们腰痛、腿痛、皮肤馈烂，非常普遍。红升也不例外，9月中旬，他脖子突然肿大，发起了高烧。那天正好营长到阵地视察，发现后强令他下山看病。
他在营长的“押送”下，一边躲着敌方的炮火，一边防着脚下的地雷，左躲右闪地跑下山。经团抢救所、团卫生队、师医院、军医院，尽管都采用最好的医疗措施，也没有控制着他的病情，高烧越来越重，发展到昏迷说胡话，不得已又被紧急送到驻在文山州的67医院，经过两个月的抢救治疗才死里逃生。
年11月，红升所在部队轮战结束撤了下来。年是红升最走运的一年，他出院后不久就被调至团机关任军需助理员，后又被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任新闻干事，同时被提拔为副连职。
当年11月，红升回到阔别7个年头的南阳老家，经人介绍与南阳市仪表厂厂花王绍丽建立了恋爱关系。王绍丽的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也是从云南转业回来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小王特别仰慕解放军，尤其崇拜真枪实弹与越南鬼子干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可就在俩人刚刚跨入爱河的时候，部队一封加急电报催红升“迅速归队”。
年12月百万大裁军，红升所在的11军建制撤销，32师司、政、后机关划归云南省军区，在红河州成立云南边防守备第二师，继续投入老山对越自己还击战。这时，红升任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为加大作战一线部队新闻宣传工作力度，年4月，红升被派到常年驻守金平县的边防守备第六团政治处担任新闻干事。他经常出没于前沿阵地，一手拿着笔和采访本，一手拿着照相机，采写了大量战事报道，拍摄了许多前线战斗场景，当年红升荣立了个人三等战功。
那年底，他的未婚妻在弟弟的护送下，来到云南前线。在部队首长的关照和战友的“起哄”下，他们二人就地领了结婚证，没有举办像样的婚礼，算是把婚结了。这段姻缘，不久被媒体加以演绎，一段“猫耳洞里的婚礼”便成为发生在老山前线的佳话广为流传。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了，红升始终不忘小王当初那份真情与勇敢，经常戏称小王为“老山兰”，虽历经风雨，但两人始终恩爱如初，堪称“模范夫妻”。
（三）
当了17年兵，戴上了少校军衔，年红升转业进入工商银行南阳分行，一晃又是一个17年过去了。在工行，红升先后在人事、客户经理、办公室等岗位上干过，可谓是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在每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成绩，屡受嘉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模范军转干部。
但人生不可能一直顺风顺水，在工行股改上市前的大规模“减员增效”浪潮中，他被“年龄”这个人为的“硬杠子”一刀切了下来，办公室副主任被免，成为一名“平头百姓”般的业务经理。这无疑又是一场考验，他心虽有不平，但终能坦然面对。不少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人四处托关系、找领导、闹情绪，或者干脆不上班，到社会上去另拿一份工资。可是红升不这么干，依然按时上下班，服从领导听指挥，继续安心敬业地干好自己那摊子事。尤其是从年至今，他一直兼任分行信访专干之职，被上访人辱骂和人身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灰心丧气撂挑子，把这项棘手的工作干得颇有成效，他个人4次被省行、市政府评为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说起当年这段“历史”，南阳分行的上上下下没有不对红升翘大拇指的。过了几年，南阳分行党委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聘任程序，对红升进行重新考核、公示，提拔任命他为副总经理级的信访维稳工作管理员。在该行当年因年龄关系而免去管理职位的人员中，红升是唯一一位被重新任用的干部，而且是在52岁的“高龄”。说对他“落实政策”可能不准确，但说“好人有好报”那绝对是一定的！
好在不管什么时候，红升一直没有丢下笔杆子和照相机，不管谁当领导，都需要红升这样任劳任怨又技艺在身的“老黄牛”给自己“拉车”。红升默默地陪伴了一任又一任办公室主任、一届又一届分行领导班子，不但把内外宣传搞得红红火火，而且许多份外的事，只要领导或同事张嘴说了，他从不讲半个不字。行里许多职工本人或子女乃至孙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迎来送往，多少照片、录像均出自红升之手，现在恐怕连红升自己都数也数不清了。大家信得过他的技艺，更信得过他的为人。而红升觉得，既然大家看得起咱，那咱就不能辜负人家那片心。
说到这里，必须注明：红升是国家高级摄影师、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拍摄的新闻或艺术照片几十次获奖，仅我知道的，在全国工行年度重大新闻事件图片及珍贵历史照片评选中，他的作品就拿到一、二、三等奖和珍贵历史照片奖各一个，不但是河南省唯一的获奖者，也是全国唯一的包揽所设全部奖项的获奖者。在我们报纸上，也发表过多幅红升的照片，使版面增色不少。
年和年，经红升的牵线搭桥，南阳分行邀请我去为他们连续两年做系列报道，期间我一个季度去一次南阳，每次去都住十几二十天，深入各区县、各网点采访，红升一直陪伴着我，经常是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我满世界跑。那段“忙碌并快乐着”的日子真是令我难忘。我们一起合作，写了不少有分量的大稿，集中宣传了南阳分行的业绩和经验，得到多方面的好评。由于几乎整天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谈，红升的许多“私密”我也刺探出来不少。
（四）
红升是个好心人，他小时候经历了过可怜的岁月，因此也最同情世上的可怜人。他帮助了几个贫困儿童，从来没有张扬过。
南召县大山里一位女孩叫小娜，姊妹多，她是老大，父亲因开山受伤致残，母亲是个地道的山里农民。红升认识小娜的时候她还不到7岁，她们村里的孩子一般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为读三年级得翻两座山到平顶山市管辖的鲁山县的一个山村小学去。红升一直鼓励小娜坚持上学，表示无论她读到哪个级别，自己都会一帮到底。小娜很争气，小学升初中，她是唯一一个考到鲁山一高的，高中毕业，她又顺利考取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了帮助孩子调整个理想专业，红升不惜动用所有关系，最终满足了孩子心愿。每到假期，红升和妻子还将小娜接到自己家里住些日子，好吃好喝待着，像疼爱亲闺女一样。
年夏天，我还专程陪红升去南召县的深山沟去看过小娜的父母，其时，小娜已经本科毕业考上了研究生，小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医博士，现任河南中医药大学的校长是她的导师，表示“小娜是个难得的中医人才。”现在，小娜的家境也在政府扶贫政策的关照下有了很大改善，父母住进了新房，并利用自家的院子办起了农家饭馆。小娜的弟弟妹妹在小娜的带动下，学习都很努力，一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两妹妹在上高中。这些与红升多年来倾情尽心的帮扶自然也是分不开的。
还有个山区孩子瑶瑶，兄妹4个，家境相当困难。红升不但资助她上学，承诺她能上到哪里自己就供到哪里，而且帮助她的家庭，想方设法扶持孩子的父母在南阳谋生安家，以便从“源头”上解决他们家的贫困问题，并央人托已把瑶瑶的哥哥妹妹一个一个全部安排在南阳上了学。瑶瑶年7月高中毕业，红升又费了很大事，托战友帮忙，使瑶瑶得以进入南阳农业学院学习。
红升特别重感情，包括亲情、友情，尤其是战友情。他有个战友叫陈保成，两人一起入伍，在老山同蹲过一个猫耳洞，结下了生死之交。老陈退伍回到南阳南召县的穷乡僻壤，生活陷于困境。红升得知此情后，专程跑到老陈家动员他到南阳来另谋生路。红升为老陈找了两份工作，白天在工行食堂当炊事员，晚上在工行家属院当门岗，拿两份工资，一下子就解决了生计问题。接着，红升又帮他在南阳买了套二手房，将老伴和儿子接来，儿子上初中，老伴也由红升介绍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也算不低。就这样，老陈一家在城市里开始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我在红升家见过这位老陈，人特别朴实，不会说什么好听的，但能看出，他什么事都和红升商量，什么主意都听红升的。年11月份，陈保成娶儿媳妇，从拍婚纱照、装新房、找婚庆公司，到请客招待，都是红升亲力亲为，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帮老陈顺利圆满地办完喜事，老陈全家感激地不知说什么好，
红升心存大爱，热心公益事业。他所住的工行家属院，有家住户，周围还有40间门面房。入住时，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成员，蒋红升得票第一名，他推辞了半天，还是担任了业主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业委会每4年换届一次，后来又进行过两次改选，他都得票第一。就这样，这个常务副主任一干就是12年，管了许多没人愿意管的“闲事”、难事，为大家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三年前，为庭院改造，因影响到一位住户在院里种菜，红升还挨了打。有人劝他不要再管这些份外事了，红升说：“自己的家园，你不管，他不管，大家都不管，那不乱七八糟了？”他毅然坚持按大多数人利益进行改造，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全院业主受了益，红升也更加得到大家敬重。
管了自己单位的“闲事”，红升还要管社会上的“闲事”。南阳有个弘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是一家全封闭公寓化管理的残疾儿童教育、康复、托管一体化的专业机构。中心主任叫徐东清，是一位极富爱心的中年下岗女工。她接收了48名脑瘫、智障、自闭症儿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他们进行康复训练。这是一项多么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啊。
红升偶尔了解这个情况后，决心尽己所能对徐东清给以帮助。他四处联络省市媒体的朋友，加大对“弘玉”宣传的力度，从而引起各级政府和企业界的